“之所以增加高双星这样一个全新的人物,某种程度上是考虑了如今的观众对于民办教师这种特殊身份的陌生。”魏巍解释道,其实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大学录取名额被顶替本身是有事实基础的。剧作选择在民办教师资格被取消事件之前增加这一设定,能让今天的观众更深刻地感受到“人生被偷了”的悲怆。公园抢椅子,从人性的角度揭示了战争存在的必然性;警察捉天使,表达了导演对和平的存在形式的个人看法,即和平就是一场闹剧后剩下的两个字;鸟与人,实际上展现的是种族关系,也为后来在纽约碰壁埋了伏笔,种族这层屏障,连爱都打不破,何况成吨的血与泪呢;出租车上黑人得知他是巴勒斯坦人的极度兴奋,表达的是作者对宗教的反思,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自古为兵家之地,所谓“圣城”更是由无数白骨堆积而成,千百年来将亚欧人民紧密连接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播,实际上伴随着无数的杀戮和征服,而苏莱曼在出租车上所受到的突然其来的尊重,便正是踩在这些杀戮之上的结果;车底下藏的花,从主题上来讲,从时间与历史的关系角度理解或许更为妥当,而且也很好的呼应了占卜者对巴勒斯坦未来的预言,即警察与偷花贼都忘记的真相,只有站在高楼上的,并且与这件事毫无关联的苏莱曼得以看见。巴黎,是一个处处有巴勒斯坦的影子,却偏偏不是巴勒斯坦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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